春天不是讀書天，卻有昆蟲飛滿天。
「驚蟄」，兩個多麼漂亮的中文字，然而現實裡的滋味，卻不見得非常愉快。濕漉的季節，蚊子隨大地甦醒，牠家族裡的成員 --- 蚊滋仔，也一併醒來，在陽台的植物間飛來飛去，糾纏不清。
黃子華吳鎮宇張達明的《鬚根show》有首很有趣的歌叫《昆蟲會贏》，「昆蟲會贏昆蟲會贏！」昆蟲會贏嗎？贏誰了？贏了人類。才子蕭若元說：人類只有一個方法可以贏昆蟲，就是地球毀滅了，而人類則及時移民到火星去。我看未必吧，只要有一千零一雙昆蟲及時混入太空船，以牠們的生命力，相信不難在火星開枝散葉；哪怕上太空的是對同性昆蟲，牠們仍可自我變性或同性繁殖，那是人類再進化一億年也未必可達的境界。昆蟲會贏！要打敗昆蟲，似乎是 mission impossible。
既然不能打敗昆蟲，不如與牠們做朋友，在這活似藍色水晶泡的星球上，各取所需。
邊塞詩，是唐代詩歌一大特色。
唐朝與西域諸國交往頻繁，除了思想宗教文化科技交流外，戰爭亦不少。唐先後與西北方的高昌、大食、突厥、吐藩等國家勢力交戰，有時是開拓邊界，有時是抵抗侵略。古代隨軍出師，征鴻萬里，未敢奢望有回家的一天。邊塞之域，雲攏月孤，殘陽暮合，野雁群飛，胡馬嘶鳴，極目皆盡黃色風土，天地何等蒼茫！漠土之上，烽煙四起，血戰連年。邊塞詩的主要特色，是將無邊無際、荒涼廣闊的黃沙大地景致與浩瀚的戰爭場面溶為一體，文字裡充滿畫面。
死亡，遙遠嗎？
起碼，這個「概念」每天與我們同在。有來自報張圖文 --- 縱使與死者不相識。有來自友朋圈子 --- 縱使跟亡者不熟絡。從保險廣告，到街市鮮肉檔、從電影仇殺，到掌心裡的蚊子、從殯儀館旁花店，到倒在路邊小鳥屍體，死亡的「概念」，從來不遙遠。只是世人多忙，且忌諱，於是視而不見。直至有天親友大去，才一身深沉素淺衣服，來送最後一程。此刻，身處靈堂昊天罔極的氛圍裡，才突然感到死亡的存在，辨見生死幽明、陰陽存歿的界線。
警察，是公僕；如果警察私營化，成為追求營利的企業，則警隊的運作效率與服務質素是否便會提升？脫離了架床疊屋的公務員體系，理論上效率是會大幅提升的。屆時私人企業以追求利潤為最終目的，某些市民如有車人士，將墮入時刻被抄牌的恐怖深淵。公營機構私有化後，還須透過競爭才能徹底提升效率，所以維持社會治安該由起碼超過一間警察公司負責，就如電訊行業一樣，最終必須透過慘烈競爭才可使服務提升、價格大幅下降。
以上只是觀看《東京殘酷警察》的聯想。影片裡的私營警察公司 --- 「日本警察株式會社」，在電視上大賣招聘警員的廣告，內容是三名警察將壞蛋立地斬首行刑；要警惡鋤奸，加入警隊吧！若不殘酷，怎配稱殘酷警察？
關於羅志華的事，其實已沒甚麼可談了。一個人，追逐不可及也不可即的夢，最後「求仁得仁」，死在書堆下。一個港人奮鬥一生的勵志悲劇，最後無聲息於沉重的書堆下死去，十四天後才被發現，可以想像那境況：屍虫在軀殼間進進出出，血水滲滿一地，乾涸後呈深紅黑色；這空間再沒書香，只有屍臭。
一眾文化友人，寫了點東西，結集於《活在書堆下》。青色的封面，深青色的一個「活」字，那是對「青文」的遙祭。與其說這是書，不如說它是一本靈堂的簽到薄，以文字代替帛金，在薄上劃了姓名，留下一段註腳。
張柏芝出來了，鍾欣桐也出來了，對著鏡頭，剖白。此等行勁，事前要周詳盤算，怎來怎對，要反覆調教、演練。這當然不是一場「純表白」，或「純懺悔」，而是為了要達至一個目的，譬如說，準備要復出了，便要首先「勇敢面向群眾」，「真情」表白，沒通過這一個 step，便沒有下一步，這齣表白秀是個必需的手續。
1976年10月6日中午，華夏歷史以來籌劃最隱蔽周密、動用軍事部隊最多的大型宮廷政變，在北京有序地展開了！
中共國務院總理華國峰、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、中央警衛局首長汪東興，在這個晴空如洗的光天化日，執行抓捕「四人幫」行動，把「右派」所謂的「三滴水」江青、「眼鏡蛇」張春橋、「姚文痞」姚文元、「王流氓」王洪文，以及毛澤東弟弟毛澤民的兒子 --- 毛澤東真正屬意的中共接班人毛遠新，和一班中央文革系統的左派幹部，一槍不發地拘捕，統統關進大牢，其中江青和毛遠新更被關進毛澤東曾住過 17年的「菊香書屋」旁二十米下之地下室內。
東方紅，出了個毛澤東！在他主政的 17個年頭，政治運動不絕，「人民內部矛盾」無日無之，鬥垮鬥殘鬥臭鬥爛。一群開國老元帥如葉劍英、徐向前、聶榮臻等不禁心裡嘀咕：咱們革了一輩子命，到底是為什麼？終日都是運動、運動、運動！人民卻一窮二白，再這樣下去，大家都完蛋哩！都變王八蛋哩！
現在有些所謂「文化評論人」，日日於報張專欄裡、晚晚在電台節目中把中國文化批評得體無完膚，我叫這些做「沒有文化意識的偽文化人」。中國的知識份子，先有上世紀初的愚昧與迷失，後有留了在大陸遭共產黨迫害或洗腦，以致今天中國文化出現斷層，說得溫和一點，是我們對自己的文化未能好好地把握。但我們不同於古代埃及人，我們的民族仍然存在，我們的文化仍有重振的一天。而那些偽文化節目主持人，則不斷地把今天大陸上的中國人之惡劣表現，等同於中國文化，把二者直接鉤在一起，然後週而復始地以尖酸刻薄語言冷嘲熱諷，令今天的年青人(以及不少成年人)越來越討厭自己的文化及民族，這對中國文化的前途造成極之負面的影響。我在想，你這個人自詡「先進文化勢力代表」，有幸於香港這自由的環境長大，有幸放洋讀書，才能成就今天所擁有的知識及「視野」。然而今天在大陸上四十歲以上的中國人，全部經歷文化大革命，數十年來在扭曲的環境中生活成長，變成今天這個樣子，這是民族的苦業。這些人是時代大溶爐裡的受害者，他們沒有我們所擁有的環境、氛圍與機會。而此偽文化人卻以不斷嘲笑自己民族為樂，並認定「越嘲笑得絕便越有市場」，這是時代的淺薄、理性的淪陷、文化的悲哀。這偽文化人對民族命運毫無憂患意識，並以落井下石為樂，正是「麻木不仁」的最佳詮釋！
俄國文學家契可夫曾說過：「口渴時能喝三杯水，是科學；能喝光整條伏爾加河的水，是信念。」信念，是追求理想的動力；沒有信念作為意志的基礎，我們便難以越過深谷雪原，到達理想的彼岸。
孟子把孔子所說的那個於行為上察看得見的、表現於外在的「仁」，歸復於看不見的「心」，並由此點破仁義是內在於人心的，人性乃善的，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超越根據。牟宗三先生說這是一個「偉大的洞見」(great insight)，唯有人之性得以確立為善，道德的理想主義方有真正堅實的基礎。
人性是善 ？是惡？是時善時惡？是非善非惡？乃千古爭論不休的問題。孟子在《告子篇》中與告子激烈諍辯，對於「仁義內在」這個觀點一步不讓，徹底反對「生之謂性」，認為如不認同「仁義內在」，道德之所以為道德便失去根據。荀子主張人性本惡，要靠禮義教化使人重歸於善。有人說這也屬儒家理想主義的表現；然而如果人性本惡，成就理想人格的過程必格外艱鉅。荀子云「塗之人可以為禹」，但性本惡之人要成禹真是談可容易，即如佛教唯識宗所說的有漏法，是個妄心之主張，人要靠後天正聞熏習，方有成彿的可能，這個力度顯然不夠。而孟子言「人皆可以為堯舜」，便力量充沛，莫之能禦。所以荀子最多是現實主義，孟子方為真正的理想主義。
宇宙裡其中一樣最難理解的東西，是少女的心事。女人心，海底針，少女心，更是深海汪洋下傳說中的一根針，藏潛於深密之處，若有若無。娉娉裊裊十三餘，豆蔻梢頭二月初；那是花一樣的辰光，年華初綻，芳心無住，對愛情有著萬分美好的嚮往，每想到夢魂裡的俊美少年，便會羞羞澀澀，甜甜溺溺，臉頰驟然飄過一片嫣紅，春意蕩漾在綠蕪中。張國榮唱過：「少女心事，但願我亦了解我也能知。」自己也不了解的事，旁人也許更難知曉。
這首《蝶戀花》，出自一個大男人的手筆，卻鑽到少女細密的心思裡去，實是驚訝。歐陽修的詞，向有遣玩的意興，亦時常映照他銳感的一面；從這一首，可見一斑：
